前文对此屡有涉及，此处不赘。
[22]蔡守秋、李建助：《土壤污染防治法论纲》，《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土地损毁应当包括土地破坏与污染，而土壤污染归入环境保护，仅有防控土地破坏的土地保护内容不能圆满。
非法采矿猖獗，一直呈蔓延趋势。[25]明确和定位，目前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对土地的直接经营职能。还规定，由于措施不力，导致土地破坏或污染达到一定面积时则构成刑事犯罪。任何缔约方应采取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措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应确保国家用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的立法和制度支持，如果现有法律、政策、规划与计划等达不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的要求时，必须根椐要求及时调整。有学者通过修高铁占用耕地与破坏耕地的对比进行选点测算：宁杭城际高铁全长248km，该项目占用的农用地，特别是耕地面积较大。
该条规定，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制定《土地复垦条例》和我国整治土地的法律依据。防止与控制原则，是由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从全国性的程序保障立法而言，《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也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这也可以视为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政治性宣示。纵观目前的相关法律制度，不论从质上还是量上，不论从范围上还是深度上都存在巨大的完善与发展的空间。第二，即使是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受教育权案件也由于相关司法制度的缺位而面临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虽然目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民族立法仍有许多疏漏，但是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地位和指导性作用，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力度仍然远大于对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
其一，在当今社会，虽然民族平等已经被写入宪法，虽然民族平等的意识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件仍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只有使就业发展与民族语言的教学构成良性互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引导以民族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的模式走出目前的困境。
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许多女孩只要懂得一些简单家政即可，会生孩子、会操持家务、会服侍自己的男人成了她们一生全部的教育内容。从深度上而言，现行的行政法规也未从内容具体化、规范操作化等方面完成与相关法律进行良好衔接的立法任务。当然，该论文的观点仍不失于一次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制化问题的有益探索。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就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从宪法理论来看，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属于公民的社会权利，这类权利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往往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而实现。一是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制度自身的完善，这又可分为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两个方面。在法治社会，权利救济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司法救济，亦即通过司法机关对纠纷的介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
因此，对于受教育者影响更为巨大的教育行政机关、高等学校受侵害教育权的案件的司法救济还需要行政诉讼的介入。纵观我国当前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法律规范，在制定和实施两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
立法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民族法制的进步与发展。在自治州、自治县的层面，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立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与自治区层面的相关立法相比，自治州、自治县的立法虽然效力层级较低，但是更完善、更具体、更具操作性。
与民族自治地方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制度相比，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至少在如下方面处于劣势。（三）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多元化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各种社会关系调整方式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也不例外。一方面，在立法上这是极不平衡的。[25]如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吉林省、云南省等均出台了《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在效力等级上均属于省级政府规章。综合性民族立法尚且如此，更遑论具有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立法。笔者在此无意对如何进行相关行政法规制定的问题作细化探讨，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到，即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既是行政法规制定的主体，又是行政政策制定的主体。
虽然放弃高考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受教育权，但是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可见一斑。就现有制度的完善而言，根据前文的分析，最主要的问题莫过于法律条文的规定原则性过强、实际操作性过弱。
[②]陆平辉：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页。但是，最然宪法权利的直接保障模式具有直接而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一模式与中国施行的宪政模式却处处显得格格不入，最终，最高院和全国人大在2008年底叫停了相关的研究。
因此，相对于定义而言，受教育权的内涵更加具有实践价值，因为这决定了受教育权保护制度所作用的客体的范围。第四，我国的立法技术上有待提高。
其二，对于学历种类、学位高低的歧视会间接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进而阻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发展。其次，举措重大、影响范围广泛、意义深远的新制度建立应当采用法律的形式，或者暂时无法进行立法的，也应当在替代性政策实施之后尽快开展立法的工作。当然，在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国际化的趋势下，有些问题也使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从全国性的民族立法而言，主要是2001年新修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可见，相关司法制度的迅速完善是确保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免受侵害的又一有力屏障。
保障学习的权利，必然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合理的教育制度以及适当的教育设施等条件。高考加分录取以及普通高校民族班、预科班政策。
而司法权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的勃兴，又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立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完善。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进行教育改革，根据各乡（镇）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当在地方财政之外谋求新的教育资金筹集方式，以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切实实现。从时代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受教育权需要被极大张扬。首先，必需严格从我国的客观实践出发，有选择地对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制度予以借鉴。可以说，在权利保护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在主旨上内在统一，在分工上互有侧重，在效力层级上高低有别，在重要性上均不可或缺，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实践则正好契合了这样一种应然的状态。
依照我国的实践，在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关系中，主要依靠行政法律（即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来调整。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关的法律规定仍然较为抽象，许多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举措仍是以相关的政策、文件为依托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台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逐步扭转。但是这类研究成果一般是以普遍意义上的受教育权为视角的，尚待向少数民族受教育权领域的进一步细化和渗透。
虽然我国曾在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领域出现过以宪法为直接依据的判例，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宪法司法化式的权利保障方式的发展举步维艰[23]，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而言，去无疑是极为不利的。[14] 第三，行政法规的层面，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几个涉及到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障的法规。
